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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承受一些额外的损失。”他解释到，“毕竟总领事先生和上校先生不完全是为了进行抗议。他们认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因此向我道谢。”

    “不要告诉我，你会因为他们向你道谢所以不好意思将他们赶走。”

    对于秦朗来说，那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瑞切尔在心里得出结论，同时也在怀疑两位外交官向他道谢这件事的真实性。

    不过她还是追问到：“什么好事？”

    “上校先生与圣弗朗西斯科的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

    秦朗提起了谭锦镛的案件，而这是瑞切尔不知道的。尽管比秦朗更关心美国的华人——虽然只多了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但是，显而易见的，负责搜集信息的人认为，它还没有重要到她必须知道的程度。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意料之外的失策。不用秦朗说得太多，她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的顾虑也是她的顾虑。上校先生必须活着，否则Umbrella的形象，以及它的领导者的形象，就会因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小事遭受不必要的损害，真正的罪魁祸首却能置身事外，或许还能幸灾乐祸的高兴一会儿。

    当然，那些蠢货最终还是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加倍的代价，通过一些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方式，但是瑞切尔更希望从一开始就不要沾上麻烦。

    只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她只能希望秦朗的劝说能够起到作用。

    虽然她对此深感怀疑。

    因为秦朗自己就在怀疑劝说的效果。像谭锦镛这样的保守的传统官僚总是受困于一些形成多年的、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很难动摇的陈腐思想，简单的把问题归咎于美国警察的光荣传统还不足以让他将它们抛到一边；然而他又不能告诉这位陆军上校，他的遭遇其实是因为他效忠的是一个无能而且腐朽的政府。

    不是他辜负了大清，是大清辜负了他。

    他不能这么说。它也许会起到作用，或者造成与预期相反的结果，都有可能，很难得到确切结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将会通过这种可笑的方式证明自己是反政府组织的幕后支持者，而且向北京报告的或许正是那位上校先生。

    至少他会把名字写在周汝钧后面。

    秦朗不会给他这样做的机会；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所以，”秦朗扬起头，总结性的说到，“我们也就只能希望那位上校先生不是那么死脑筋了。”

    “如果你的语气能比现在更肯定一点，我将深感欣慰。”瑞切尔没有掩饰她的惊讶和遗憾：秦朗总是充满自信，而且总能获得成功；她很难想象他会被一个小人物难住。

    事实上，秦朗只是担心历史的惯性，但他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它，至能绕开或者避而不谈。

    他换了一副轻松的表情。“不用担心，瑞切尔。往好的方面考虑，如果上校先生最后还是选择为他的皇帝尽忠，北京就必须安排别的人代替他了。”

    “所以，你并不是真的关心他？”她意识到他的意图没有那么简单，“你关心的是他的位置？”

    “不，瑞切尔，我关心他，”他缓慢的摇着头，显然不赞同她的观点，“同时也关心他的位置。”

    瑞切尔对他的辩解呲之以鼻，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她不认为秦朗真的关心谭锦镛。确实，他相当在意自己和Umbrella的形象，因此希望上校先生继续活着，不要给他制造麻烦。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位置，公使馆的武官：如果这个位置对秦朗的计划很重要，那么谭锦镛的死亡可能会带来的那点麻烦也就不是那么值得在意了。

    “你打算把公使馆的武官换成你的人？”瑞切尔猜到一种可能，然后是第二种。“或者章炳麟的？”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一个综合了前面两种可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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